辦教育的原點

 

【辦教育的原點】

「我在日本六年多，從小型的會議到幾百個人出席的大會，參加了不下二十場，目的就是想聽聽人家的，也給人家看看，讓人知道我的存在。」

筆者一直覺得聖嚴師父除了很認真做本分之事以外，也非常會利用各種機會來創造新的因緣，以現在年輕人用語來說，就是又會玩又會念書，而且還很會寫。上回提到師父花了近四年的時間，在歷經各種考驗後，不負海內外師友的期待，成功取得博士學位。除了善盡佛學研究本分之外，師父更把握各種機會，積極地實地觀摩日本佛教在近代化教育所發展出的高等教育學校，乃至各種學術組織。

最近在聖基會臉書粉絲專頁上，小編介紹了師父的遊記類著作，閱讀這些文字般若彷彿聽著師父再一次說法，並且拉著我們的小手走一遭當時的情境。對筆者來說，或許師父最早留下他在他地或者生活的紀事，應屬《留日見聞》一書了。師父在該書中花了非常多篇幅介紹當時日本的學術狀況，以及他親自走訪參與的學術活動。

事實上，日本作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，始於西元1868年明治維新，巧合的是，筆者發現師父竟然在百年後的西元1969年初抵日本開始進行學術研究。經過百年沉澱發酵的日本高等教育養分，那麼巧的，師父親自觀摩、學習了相關設施與組織。

「近年以來，到日本留學的僧俗佛子，不乏其人，能為中國佛教帶來新希望的，卻並不多。正像元朝以後，日僧留學中國者甚眾，對於中日佛教文化之溝通，有大影響力的卻又極少。因此，當我來日之初，心境頗覺沈重……我又明知日本的佛教人才極多，自明治二十一年（西元一八八八年）六月七日以來，迄昭和四十二年（一九六七年），在七十九年之中，出了共計二百七十一位佛教的文學博士，其中僅僅第一位博士南條文雄和第五位博士高楠順次郎，是在英國牛津大學得的學位，其餘均係日本國內的大學院所授。」

由於研究的關係，師父實際走訪了東京都內四個佛教所創辦的大學：駒澤大學、大正大學、立正大學、東洋大學。師父在〈東京的佛教大學〉一文中介紹了25所學校。筆者根據師父的足跡，接續找到了《明治百年紀念 佛教大年鑑 昭和44年版》一書，裡面詳細地介紹了當時日本由佛教團體創辦的教育組織竟然有 : 8所小學校、51所中等學校、131所高等學校與41所短期大學。

另一方面師父也由一位初到日本留學的青澀學人，經過全面學習與參與的過程，漸漸地，得到了更多的資訊，也能比較全面的瞭解日本的教育規模，除了擁有完整的教育系統與設施之外，更是在這樣的基礎建設上，日人發揮了擅長的組織能力，成立了種種的研究學會及組織。師父自身就曾經參加了：立正大學日蓮教學研究所、立正大學佛教學會、日本佛教學會、西藏學會、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與日本道教學會（東方宗教學會）。而師父在〈學術化的日本佛教〉一文中則詳細描寫了當時日本在佛教研究上有的14校共36個學會。

在親自參與並學習後，師父認知到，佛教在日本的發展或許不是全部適合或值得當時漢傳佛教參考，他語重心長地提到：

「在我留日六年之後的今天，盡量注意他們的長處，不想挑剔他們的短處，因為把他們的短處介紹出來，無補於我們，不如不介紹的好。

明治以後將近百年的佛教已經純然的俗化，可是他們還能夠很有制度，相當平穩地延續了下來，發展下去。日本是一個非常功利的國家，佛教在他們的環境裡還能有生存的空間，並且受到尊重，一定有它的原因。如果真像被中國佛教徒譏笑的日本佛教那樣，只有佛教的外貌，沒有修行的實質，一定不會容許存在到今天……中國的僧人，由於教育水準的不普及，沒有制度化，沒有國際語文的訓練，並且極少有專長及專門研究的分野，因此談修行的方法和學問的研究，都不如人家，不瞭解人家，反而說人家不行，真是夜郎自大、坐井觀天，自以為三寶俱足，實際上都很空虛，所以也危機四伏。」

圖1：師父攝於京都的大谷大學，大谷大學為淨土真宗大谷派所興辦的大學。

圖2：由於經常出席各項學術會議，聖嚴師父因此有許多機會拜訪日本各處，也寫了不少對日本佛教學術界的觀察報導，寄回台灣發表。圖為師父留日期間攝於北海道雪地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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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：作者於圖書館中發現留有大量聖嚴師父翻譯之筆記，再加上僧大畢業製作時收集了許多資料，故與大家分享近半世紀前師父留日的點滴。

文．圖／演禪法師